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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牛时代配资齐齐哈尔，如何找回失去的荣光？｜故乡里的中国

　　多年发展以来，齐齐哈尔农业失去的可能是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增长模式，但正在形成的，是一条从种养到加工、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条。黑土地上的农民，正在从单纯的种植者，变成产业链上的参与者。

　　大年初四，2月20日，齐齐哈尔。

　　火车站前的候车大厅里，推着行李箱的旅客排起了队。与一周前不同，此刻的队伍方向已经调转，广州、深圳等方向的检票口前排着长队，而抵达出口处，拖着行李箱的人们正抖落身上的寒气，快步走向公交站台。他们是回家过年的游子，短暂的团聚之后，又将启程南下。

　　站前广场上，出租车、网约车司机热情地招呼着来客。他们身后那座建于1979年的站房，保留着苏式建筑风格，墙面已经斑驳。

　　这座车站见证了这座城市四十年来的人口流动曲线：20世纪80年代，这里是全国重要的铁路枢纽，日均发送旅客超过三万人；20世纪90年代，南下的务工潮开始涌动，春节后的售票窗口前排起长龙；2000年以后，候车室里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目的地越来越远。从沈阳、大连延伸到北京、上海，再到深圳、海南。

　　一位开了二十五年出租车的司机，和去扎龙湿地旅游的南方游客聊天：“三十年前，这广场上停满了大货车，拉木材的、拉钢材的、拉粮食的，排队能排到五百米外。”如今，广场上的私家车多了，拉货的车少了；送人的车多了，接人的车少了。

　　这座城市曾是新中国工业版图上的明珠。重型装备制造、特种钢材生产、铁路货车制造，这些产业写进了共和国的工业史。20世纪80年代，齐齐哈尔的工业产值位居全国前十，城区人口超过百万，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典型样本。

　　三十年间，这座城市经历了体制转轨的阵痛、市场经济的冲刷、产业升级的考验。2010年到2020年，这里的常住人口减少了近百万，城区里随处可见废弃的厂房、关闭的商店、贴着“出租出售”字样的居民楼。

　　但这座城市并未停止寻找出路。新能源装备、现代畜牧、冰雪经济，新产业正在老工业基地上生长。

　　大年初四的清晨，穿过结冰的街道，我们尝试打捞那些被掩埋的工业记忆，追问一个核心问题：发展至今，齐齐哈尔失去了什么？这些失去背后，又折射出怎样的经济逻辑？

　　回到老工业基地

　　富拉尔基区，距离市中心四十公里，这里是齐齐哈尔工业的起点。

　　沿着红岸大街向北，道路两侧的行道树早已落尽叶子。路的尽头，一片厂房林立，那是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重型装备厂区。厂门上方的五角星已经褪色，但轮廓依然清晰。厂区占地超过十平方公里，有自己的铁路专用线、变电站、水厂，像一座独立的小城。

　　这座厂区始建于1954年，是“一五”期间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。当年的建设者们从全国各地汇集于此，搭起帐篷，点燃篝火，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浇筑地基。20世纪50年代末，这里生产出新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、第一套大型轧钢设备，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重大技术装备的历史。此后三十年，这座工厂源源不断地向全国输送着冶金、电力、石化等领域的关键设备，高峰期职工超过两万人，加上家属，整个富拉尔基区就是一座“厂城”。

　　三十年时间里，这座工厂积累了庞大的资产，数万台设备、上千项技术专利、完整的技工培养体系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沉淀了一种工业文化：严谨、规范、服从，几代人形成的职业伦理。

　　20世纪80年代末，计划体制开始松动。中国一重一名企业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，指令性订单逐年减少，企业必须自己找市场。但习惯了计划调拨的生产体系，面对市场显得笨拙而迟缓。销售科的人背着样品跑遍全国，但签回来的合同往往是小批量的、非标准的产品，与原有的生产模式格格不入。20世纪90年代初，企业开始亏损，工资靠贷款发放，冬天买不起煤，办公楼里烧起了木柴。

　　在一位退休工程师的回忆里，那时候，厂门口曾有人堵着要账。他见证了企业最困难的时期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，企业陷入最深的谷底，连续多年亏损，账面资金最少时只剩几万元，发不出工资，留不住人。最惨的一年，技术部门走了三分之一的人，大部分去了南方。

　　地方工厂的命运，是齐齐哈尔国有企业的缩影。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，从巅峰时期的数百家大幅减少到目前的不足百家。那些曾经辉煌的厂名：第一机床厂、第二机床厂、车辆厂、钢厂，有的改制重组，有的破产关闭，有的被兼并收购。保留下来的企业，大多经历了债务重组、人员分流、技术更新的痛苦过程。

　　2000年以后，随着宏观经济回暖，重型装备行业迎来新一轮景气周期。地方企业开始恢复性增长，订单回升，工资补发，新招的大学生陆续到岗。

　　如今，当地厂区呈现出一种新旧并置的景观。老厂房的墙旁边是新建的钢结构车间，老厂房里还保留着20世纪80年代的桥式起重机，手动操作。新车间的数控机床负责加工出口到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设备。两种生产方式、两个时代的痕迹，共存于同一片厂区。

　　过去的三十年，这座工厂失去的可能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垄断地位、稳定的指令性订单、完整的产业体系。留存下来的，是一支技术队伍、一套生产能力、一种工业传统。这些“遗产”，正在新的市场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位置。

　　转型轨迹

　　建华区，北苑经济技术开发区，一家重型机床企业立于此。它的前身是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机床厂，曾与武汉、上海的重型机床企业并称中国重型机床的“三大支柱”。20世纪80年代，这里生产的大型立式车床占据全国七成市场，出口到三十多个国家。

　　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冲击同样没有绕过这里。在改革大潮下，企业需要走向市场，自己找饭吃。但重型机床是投资品，客户是钢铁、能源、造船等重化工业企业，这些行业同样在经历转型阵痛。

　　那时候，企业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活下去。当时有人建议转产民用产品，做食品机械、做农用机械、做自行车，有人坚持守主业，认为重型机床的技术积累不能丢。争论持续了几年，最终选择了折中路线：保留重型机床板块，同时开发适应中小企业的经济型数控机床。

　　2000年以后，随着国内制造业复苏，重型装备需求回升。重型机床类企业开始恢复元气，但市场格局已经改变。民营企业进入这个行业，以低成本、灵活服务争夺市场份额；外资企业带着高端产品进入中国市场，拿走利润最丰厚的订单。老国企们夹在中间，既拼不过民营企业的价格，也比不过外资企业的技术。

　　转折发生在2010年以后。随着新能源、航空航天、轨道交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，高端装备需求快速增长。老国企们调整产品结构，从通用型机床向专用型、成套型设备转型；研发投入逐年增加，研发团队成员也不断扩充。

　　但并非所有企业都能完成这样的转型。一家曾经的铸造厂已经关闭多年。这家企业曾经是齐齐哈尔机械行业的重要配套商，鼎盛时期有三百多名职工，为全市的机床厂、车辆厂提供铸件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该厂订单锐减，资金链断裂，最终破产清算。

　　一位1979年进入这家铸造厂的老国企员工，见证了行业从辉煌到低谷再到分化的全过程。在他看来，装备制造业的变迁，折射的是整个工业体系的演进逻辑：计划经济时代，企业是生产车间，只管完成指令性计划；市场经济时代，企业变成市场主体，必须自己找饭吃。而现在，企业必须成为创新主体，才能在产业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　　这些企业，正在新的产业格局中重新定位，从卖设备到卖解决方案，从做配件到做成套，从国内市场再到“一带一路”，这些转型轨迹，也是一座老工业城市的自我救赎。